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如何理解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性质？它是一项中央政府授予的权力还是由基本法确认和保障的固有权利？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是造成许多纷争的原因，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因此，在自由法治国背景下，由于法律的至上性，立法目的几乎不会被质疑，行政机关也很难有自己的目的，所以在当时主要适用于警察行政法领域的比例原则，在形式的自由法治国背景下也就没有了目的正当性原则得以产生的制度基础。换言之，如果没通过目的正当性审查，就无需适当性审查、最小损害审查、狭义合比例性审查。
余凌云：《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载《法学家》2002年第2期。让我们以逻辑结构完善的四阶比例原则，去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第二种是以加拿大、英国等为代表的目的足够重要性审查类型，认为限制权利只有足够重要的目的才是正当的。（3）对权利或自由的限制不能超过所要实现目的的必要限度。由于公民权利并不是绝对的，立法者、行政者出于某种目的，可以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但是这种限制首先必须是出于正当的目的。
为了查明此条的真实立法目的，联邦宪法法院考察了相关历史资料。然而，正是由于存在广泛的目的设定裁量空间，无论是立法裁量，还是行政裁量，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如公民、NGO、NPO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监督公权力的社会规则和惯例。
文山县交警大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该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对周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的处罚。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执法者可以不遵循，而在法律赋予的裁量权大范围内作出行政行为。小平同志说，发展才是硬道理。[12] 关于软法规范政府行政裁量行为的作用，笔者曾经在《湖南社会科学》上发表过专论，认为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即通过软法的六种形式----正当法律程序、立法目的、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惯例、行政政策和行政执法基准—对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进行规制，防止裁量权的滥用和保障行政法治的实现。
所有这些国家公权力的行使，除了应受国家硬法的约束和规范以外，还必须受软法的约束和规范。例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党政机关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办和国办发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暂行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公务员调任规定（试行）》、《关于因公出国人员审查的规定》，等等。
NGO、NPO等社会组织、团体和事业组织的章程（如律协、医协、注协的章程、大学章程等）属于软法的范畴。这一作用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途径实现： 其一，软法通过其灵活性，平衡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既推进改革，又防止改革脱离法治的约束。但是，什么是基本制度呢？就只能留待立法惯例等软法来确定，或通过各主体间的讨论、协商等软法方法来寻求答案。（三）规范行政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 软法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另一重要作用就是规范行政行为，特别是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裁量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
不仅适用于调整私法关系，而且也适用于调整公法关系。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兼任国务院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政协主席。尽管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国家法和硬法在法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并不会改变，相应的法规范更不会消失。 摘要: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软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中的软法形式越来越丰富。
因为现代社会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权力的配置大不同于传统社会。这种惯例一方面可提升党就国家重大决策程序的民主性和科学性，防止决策的失误，另一方面可促进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社团组织通过这些公约、协议，约定为达到某种公共目标而共同采取一定行动。党依法执政，首先是依照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除此之外，还必须依照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因为党的领导体系、党的执政权力结构、党的执政方式与党的组织、党的纪律、党内监督、责任机制等，是国家法律、法规所无法调整的。
宪法的这些条款显然不具有硬法的国家强制拘束力，但它们对于推进国家的良政善治，实现国家治理的总目标无疑是不可缺少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果行为人因为某种原因（无论是恶意还是善意）撤销或改变自己做出的行为导致他人利益的损害，其应当对他人因此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在国家形成的初期，社会因素的比重大于国家，人们的行为受制于社会必然甚于受制于国家。但是，这种作用不是能够完全自发地产生和发挥的。通过一定的激励和制约、制裁措施保障其实施。下面试举两例： 例一： 浙江某市政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为改造该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到外地招商引资，承诺外商来本地修建收费公路，可免除其营业税和所得税，并保障其能获得20%的投资回报率，如其达不到20%的投资回报率，政府将通过给外商出让土地予以补偿。
同时，创新必须受法治的约束，不能随心所欲。这种惯例的不断完善、定型对于保障党和国家的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例如，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如不遵守判例确定的规则，之后在行政诉讼中就可能因法院遵守先例而承担败诉的风险。在这两种情况下，软法通过其灵活性既可对急功近利的改革者形成约束，防止他们的急躁冒进和滥权行为，又可弥补硬法的滞后与不足，为改革提供适当的法律根据，保障和促进改革。
其七，行政执法基准 行政执法基准量是指行政机关为正确、公正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裁量权，防止执法机关和执法工作人员滥用裁量权或过分任意行使裁量权而导致的不公，而就法律、法规规定的裁量范围、幅度予以细化、具体化所制定的细化、具体化的条件、标准。下面我们试举近十来年我国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若干宪法惯例。
许多法律中均有很多不具国家强制约束力的宣示性、倡导性条款。当然，在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硬法为恶法情况下，我们可以和应该承认违反硬法相关具体规定，而符合法治基本原则、精神的软法的效力。只是这种规则不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这种法不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例五：重要立法在人大审议过程中经由公民全民讨论的惯例。
公民社会的治理既通过国家机关的管理行为和社团组织的自治行为实现，也通过社团组织与国家机关的互动实现。例四：执政党与参政党就国家重大决策协商的惯例。
但是，目前我国这方面的软法还很不完善，迫切需要加强，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应引导NGO、NPO等社会组织、团体和事业组织健全其章程，推进其行为法治化。规范公民社会行为，推进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以及平衡改革、发展、创新与法治的关系，保障富强中国、民主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协调统一均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在保障和促进这一总目标实现的进程中，软法（Soft Law）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必须引起法学界足够的重视，加大对这一重要国家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的研究力度。党自己制定《条例》、《规定》对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进行规范，正是法治原则的体现。
作为软法的党内法规治党治国的优势显然大于指示、指令和文件。有人对党内法规姓法提出质疑，笔者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加以解释。[2] 参阅罗豪才 毕洪海编：《软法的挑战》，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当然，执法者不遵循裁量基准必须在法律文书中详细说明理由。提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法治观念。
例如，我国宪法序言确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六：人大常委会对政府和政府部门进行专题询问，政协定期就专门问题组织政治、政策协商的惯例（如今年全国政协实施的双周协商会制）。
因此，司法判例在我国亦属于规范国家治理行为的软法形式。那么它怎么执政和领导，是由其领导人随意发布朝令夕改的最高指示、指令，由其领导机关发布不断变化的政策性文件进行执政和领导，还是由其各有权机关通过准立法程序制定具有规范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党内法规执政和领导？显然后者优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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